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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生活》 前言 女儿前几天发微信说，本来不喜欢看农村的电视剧。看了几集《老农民》，觉得很喜欢看。 我发微信说，你们年轻人是该看看这个电视剧。剧本写得很真实，演员选得好，演得也很真实。撰写、演出这样的电视剧是要冒风险的。 爸爸是过来人，那些事，诸如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挖水库，深翻地，亩产万斤粮，除四害，勤工俭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昼夜鏖战，吃食堂，挨饿，浮肿，统购统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是爸爸亲身经历过的。 其中有的情节看来是很荒唐可笑的，但那的确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明明知道那是虚假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谁也不敢说实话。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年轻人看看，了解一下历史，就会知道老一代是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才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倍加珍惜。 《老农民》电视剧我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见景生情，不禁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大搞“三面红旗”那几年，我正在河北安国中学上高中。以下是我读高中时的学生生活的一些片段。 ======================================================== 班主任李谦老师 1958年，我17岁。初中毕业以后，似乎没有花费多大的气力，便顺利地升入了我们安国中学这所省立重点学校的高中读书。 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多、快、好、省”在当时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学校也贯彻这个总方针，学制要“多快好省”——缩短。在继续招收三年制高中以外，我校决定实验文、理科分班的学制改革，两年制，提前一年毕业，与三年制的毕业学生同时参加高考。 我喜欢读书写作，自己也觉得我的语文课学得好。此外，也是为了节省一年的学费，便报考了学校的两年制文科班，分在高六班。 李谦是个男老师，是从北京分配去的，很有可能是地处北京和平里附近的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班的语文课。 他个子高高的，脸上白净净的，嘴唇上边留着小胡子，长得很英俊、潇洒、帅气，三十多岁也没有结婚。他对同学们很好，对我尤其好，大概是因为我作文写得好。 他放假回北京的家，回到学校时，总要带一些北京的点心和糖果，请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同学品尝。那点心好吃极了，甜极了，我们同学都是从农村来的，个个都是“土老帽”，连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吃过了。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点心的味道。 我来北京上大学以后，有一天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街上曾经与李老师邂逅。那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就偶尔见到过他这唯一的一次。当时他告诉我说，他家就住在西单附近。他正在家赋闲，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是听我在北京上大学的同学说，我们那个班的同学毕业以后，李谦老师因家里有困难退职了，回到了北京。我们那时候正在上学，无职无权，没有能力帮助老师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后来还听说，他曾在月坛体育场的网球场做过管理场地的临时工。再后来，就渺无音信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会有能力帮助老师一把的，这李老师应该知道。但也没听说他找过谁帮忙，看来他是不愿意给学生们添麻烦。 我们同学都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彻底失去了他的音信，就是想帮他，也爱莫能助。 这事想起来，就感到很遗憾。 我喜欢读书，喜欢写作文。 我家世世代代务农，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上大学之前，我家里只有一本字书——《黄历》。 不知怎么的，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但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也未曾买过一本课外书。因为家境贫寒，没钱，就连几元钱的伙食费都紧巴巴的，哪里还有钱买书。 我想读书，课余时间，便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读。我看过很多的小说，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财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等，我不止看过一遍。 我还清楚地记得，学校图书馆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王西征校长的夫人，人非常好，热情、耐心、和蔼，矮胖，穿着非常朴素，总是笑眯眯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乐于读书的学生。 阅读借来的图书，因为不属于自己，到期就要归还，阅读时特别用心，效果很好，读后收获多，记得特别牢固。 因为经常借书阅读，我思想上渐渐产生了这样一个体会：“买书不如借书。”对此，我深有体会。值到今天，事过五十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读过的许多书目。 我们文科班的课程，除了一般的普通文化课以外，语文课的分量适当加重，每周作文课两次。我喜欢写作文，喜欢上作文课，不憷头写作文，从不把写作文当成一种心理负担，而是视为一次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机会，当成一种难得的享受。我记得，我有几次作文，被老师在语文课是作为范文在课朗读，公开进行评论、表扬的。 有一次，上作文课，内容是让学生看图作文。老师挂在黑板上的是一张水墨画，画上是北方地区高耸入云的杨树。老师让我们仿照著名文学家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我突发奇想，别出心裁，是用半文言文写的，通篇的“之乎者也亦焉哉”。老师看了，说写得不错，实词、虚词都使用得很准确，让我在班里给同学们朗读了一遍，并作为典型的范文在班里进行讲评。 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写作的习惯。直到今天，六十多年以后，我仍旧把写作当是一种享受，一种高雅的享受。写东西，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其乐无穷。要是每天不写一点儿东西，就觉得生活中缺点儿什么，过得没有价值，甚至会感到很痛苦。 参加“除四害”和勤工俭学 在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年月，我们学生也亲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说是两制高中，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上多少课，读书学习的时间很有限。那个时候，全国教育系统正在大力宣传、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社会上开展什么活动或运动，我们学生都要无一例外地投身其中。 我们参加“除四害”，就是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是党中央的号召。白天上课，晚上我们就爬到树上或登着梯子在市民或村民的房沿下掏麻雀。那麻雀怕光，用手电筒一照，它们就缩在一起不动弹，一抓一个，信手拈来，很是过瘾。 白天还要到处去打苍蝇、逮蚊子，到地里去捉老鼠。 捉老鼠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到农村的场院拆柴火垛，发现柴火垛底下有老鼠洞，就用脸盆、水桶打来水灌老鼠洞，那水里还掺上煤油。一灌就驱赶出一群大大小小的老鼠，我们一大群同学就满场院跑着追赶那四处逃窜的老鼠，常常弄得个人仰马翻。那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开心极了。 学校要求“除四害”要统计“战果”，各班都得把苍蝇、蚊子、老鼠尾巴、麻雀的腿收集起来上报。 那年春天天旱，大概是1958年的春天，我们全校的学生背着行李，带着扁担、水桶，经过长途跋涉，步行一百多里地，到了京汉铁路以西的曲阳县山区农村，去帮助当地农民抗旱。 那里的山坡很陡，也很高，庄稼都种在了山坡上，我们每天从山下挑水到山上浇庄稼地，或是浇水点种庄稼，干了有十多天。虽然很有热情，但非常累，我们都是未成年人，也从未干过那么重的农活儿，每天都累得人困马乏，晚上都睡不着觉。腰酸腿疼，腿疼得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但我们的劳动热情却很高涨，没有一个人因为累而消极怠工的。 大跃进那年，说是深翻地就可以使粮食亩产达到一万斤。我们同学参加农村的深翻地。翻多深呢？一人多深，就是比我们同学的身高还深。把土挖出来，再填进去。那个时候，我们年龄还小，哪里知道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斤粮食啊！我是农村来的，只知道当时一亩地一般情况也就是打一二百斤的粮食。 我们又参加勤工俭学，到定县火车站拉农业机器。从定县到安国县有七十多里地，我们来回步行，回来时我们几十号人拉着一台很大的机器，记得好像是大型联合收割机，送到到安国的农机站。来回就是一百四十多里地，一是为了锻炼，二是为了通过勤工俭学挣点儿学费。 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在一次从定县拉回机器以后，那是个下午，我们班的同学正在学校的大饭厅里吃饭。整个大饭厅，就我们班这几个饭桌有人吃饭。我们那天吃的是窝窝头和白菜汤，窝窝头里还掺上了一些黄豆面，很好吃。 我们刚打了饭来，还没开始吃饭，就看到从饭厅的东南角的门口进来了一群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很吃惊。 当那些人走近我们饭桌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这不是周恩来总理吗！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真的是周总理！同学一下子全都愣住了，我们还没有开口，周总理却先开口： “同学们，你们好啊！” 周总理伸过手来，一跟我们同学握手。亲切地问我们： “怎么现在才吃饭啊？” 有同学回答说： “我们刚从定县拉机器回来。是勤工俭学。” “好啊！勤工俭学好！” 周总理低头看到我们饭桌上摆着的窝窝头，他说： “这饭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我来尝尝可以吗？” “可以。可以。”我们连连点头说。 同学激动地看着我们国家的总理，用手掰了一小块窝窝头，放在了嘴里，连连说： “很好吃，很好吃！” 我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近距离看到我们的国家总理。总理还一一跟我们同学握手。 周总理还视察了我们学校办的缝纫组，都是学生在做衣服，也是勤工俭学。 学生们一传十，十传百，都听说周总理来我们学校视察来了，一下子都拥到学校那条通往校门口的南北小马路两旁，夹道欢送周总理。我也站在人群中，又一次清清楚楚地看了周总理。 他面带微笑，边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边小声说：“不能一一拉手了，不能一一拉手了。”缓缓地向学校大门走去。 那天夜里，同学们谁也睡不着了，都连夜给家长、亲戚、朋友写信，告诉他们我们看到周总理，让他们也分享我们的幸福。 挖水库大炼钢铁锻炼了我 1958年，我们还到安国县城南的一个地方挖水库。那是夏天，特别的热。在大跃进的年月，不仅大连钢铁，还大兴水利工程建设。因为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那个时候干活，只要一上阵就是搞突击，昼夜鏖战，一个班就是干十二个小时。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水库里往岸上抬沙子，水库底到地面有十多米高。脚下是软绵绵的沙子，就像是踩在棉花垛上，走起路来直往下陷，腿发软，累得不成，但谁也不叫苦喊累，还得一路小跑儿。 只是吃得还不错。主食是白面馒头，副食是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管饱。我那时候身体比较瘦弱，因为活儿太重了，消耗太大，我一顿能吃五个大馒头，得有一斤多，猪肉炖粉条子我也能吃好几大碗，好吃得很。吃的都顶了嗓子眼，把我撑得都猫不下腰，一猫腰都快要吣出来。干的活儿那样的累，不猛吃硬塞不行啊，要不根本坚持不下来。 到秋天，我们学生又参加大炼钢铁。是到京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山山区，不是曲阳县就是阜平县，具体的任务是给建设小高炉的地方运砖。 开始，我也去了。我们先是从安国县用小推车运砖，往铁路以西的山里送，大家都是撒着欢跑，而不是走路，一百四十里地，一天打来回。有的同学都累得瘫在地上起不来了。 记得，我们吃的饭就是馒头加咸菜，没有别的蔬菜。吃饱了，叫渴，就咕咚咕咚大口地猛喝凉水。结果，我拉稀跑肚，一天得拉几十次大便，拉的全都是稀汤。那阵势，简直是“一泻千里”！屁股都感觉火烧火燎地疼痛难忍。我被送回了学校，经过治疗，很快就痊愈了。老师见我年纪太小，身体干巴瘦，就没让我再去参加运砖，把我留在学校帮助照顾其他的病号。 那时候，为了大炼钢铁修建小高炉，我们学校的师生运输盖高炉的砖。一是活儿太累，一天要跑二百里地；同学们喝的水也不干净，到山里喝的是洗过铁矿石的红色的河水。结果累病了很多的学生，用汽车运回学校，可能还有什么传染病的原因，比如霍乱或者痢疾。 记得学校的病号很多，都住在学校的教室里，打地铺，不允许回家，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也要在学校住。学校要给他们集中治病。我负责到城里中药铺去抓药，每次都是步行，每天要去好几趟。生病的学生，经过治疗，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 不过，还是死了一个同学，是个女同学。她的家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学校操场北边那个村子。家长非要把她接到家里去，结果死了。她长的那样子，我至今仍有印象，她还善于中长跑，四百米和八百米都跑得很不错，非常令人惋惜。 在两年的高中阶段，参加了很多的劳动。我们学习的年限本来就比正规的三制少一年，又参加那么多的劳动，学习的时间又减少了许多。 然而，参加这些劳动，给我们的益处很大，不仅增强了体质，学会了劳动技能，了解了社会，对劳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体会更加丰富、深刻。这对我那年参加高考写作文，有很大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那些年的劳动，应该说是劳动帮我写出了一篇优秀的高考作文。 1960年我19岁参加高考。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在劳动中锻炼了我》。拿到试卷我一看，乐了，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不难，一点儿也不难。连写作提纲、草稿都没打，我一气呵成。我的作文摆事实，讲道理，有实践，有体会，夹叙夹议，层次清晰，逻辑性很强，很有说服力，语言还很简练。 高考成绩公布时得知，我的作文得到95分，是我们保定地区所有考生中分数最高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保定地区高考作文状元”。学校主持高考工作的王副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为学校争了光。 我上的是两年制高中，跟三年制高中毕业的同学同场竞技，我的高考分数在学校名列前茅，大大超过了三年制高中同学。 “丰产却没丰收” 当年的大跃进，现在看来纯粹就是瞎胡闹。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当时可不敢，都必须要说好，说伟大，总得高喊“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万岁！ 1958年大跃进那年，全国各地都是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可真不错，眼看着是个丰收年。可“丰产并没有丰收”。什么原因？ 那时候全民近乎疯狂地忙于大炼钢铁，城市和农村的人们都要倾巢出动，庄稼熟了，也没有工夫去收割。 那年的庄稼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收割的，像刨白薯、花生，都是生长在土地里，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是夜战，什么也看不见，能收得干净吗？只能是能收多少是多少，收获到的是少数，扔在地里的是绝大多数，那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 辛辛苦苦种的庄稼，本来都要到手了，结果都扔在地里，浪费了，也没有人心疼，就是心疼也不敢说。 那时候人们都疯了！说过不了几年，我们国家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实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不要钱。 这种吹牛的话还没有落音，人们的疯狂就遭到了报应。暑假前，我们去挖水库还能吃上猪肉炖粉条子，到了秋天就遇上了粮食大幅度减产。 1958年办全民的大食堂，家家都不用自己开火做饭了，到开饭的时候就到大食堂里去领就是了。那年暑假我回到我们家里，不让各家各户在家里做饭了，到开饭时，提着一个饭罐子和篮子，就像在机关单位那样，到生产小队开办的大食堂去“领”饭菜就行了。 那是什么饭菜呀，稀汤挂拉水，就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不管够，根本吃不饱。但谁也不敢说吃不饱，还得说“大食堂好”。这就是“共产主义”呀？那简直是胡闹！ 粮食减产，大家挨饿。 暑假过后，我们回到学校，由于粮食减产，学生们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吃的只有白薯，喝白薯面的粥，主食是蒸熟的白薯干。上顿吃了，下顿还接着吃，直吃得从胃里吐酸水。有时候，主食是窝窝头，窝窝头得蒸两遍；就的是咸菜，喝的汤里没有一个菜叶，全是稀汤刮拉水，汤里就漂着几个葱花。也有时喝的是玉米面粥，稀溜溜的，能当镜子照。 由于主食太少，我们学生舍不得先吃主食，就先喝几碗汤或稀粥，肚子里先灌得满满的，垫垫底儿，然后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那点儿珍贵的可怜的主食。为的是在胃里多留点儿主食的味道，供自己慢慢地回味。 那个时候，我们正在长身体，根本吃不饱，饿得都受不了了。离家近的同学，可以回家补充补充，我们离家七八十里地，怎么办？我们几个同学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下午下课以后，和几同学就结伙到离学校有好几里地的花生地里，跪在地上，用双手刨落在地里的花生。落下的可真不少，我们边挖边吃，不用水洗，在衣服上擦巴擦巴就吃，肚子吃得饱饱的。那时候，我们都饿疯了，也就顾不了什么脸面和卫生了。简直成了乞丐，斯文扫地！ 不过，我们不是偷窃，是正大光明地在秋收完毕的地里拣拾遗失的花生。我们不拣，农民也不去拣，都在家等着吃不要钱的饭菜，“享受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呢。那些落在地里的丰收果实就成了肥料。 我们吃得倒是很香，肚子填饱了，不饿了。吃完之后不久，回到学校就开始肚子疼，紧接着就拉开了肚子。那哪儿是拉肚子呀，简直是屎汤子的瀑布，一泻千里，势不可挡！那一夜，不知道跑了多少次茅房，把我的屁股眼都拉得火辣辣的生疼，有大便也不敢拉了；可不拉又不行，过几分钟就“告急，根本无法控制”。 那个狼狈相，后来我想起来就苦笑，那是典型的“为嘴伤身”，自作自受。 当时，我们每个月都要回家一次。每次从家里回到学校，都要从家里带去一些蒸熟、凉干了的白薯干，为的是在学校饿了的时候，好填补填补。那蒸熟、晾干的白薯干，可好吃了，非常甜，有咬劲，像牛筋儿似的，比北京的那种果脯还好吃。天气凉了的时候，我们回家有时也带一些玉米面的贴饼子，每次饿了的时候就吃上几口。 带到学校的这些吃的东西，可不能放在明面，得“坚壁清野”，藏的严严实实的，让同学们不能轻易找得到。要不，同学们都像饿狼似的，要是被发现了，一眨眼的工夫，就给你抢吃光了。 你说大家都自私，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发扬风格”。那时候也发扬不了风格，都是自顾自，因为实在没有条件“发扬风格”。就可怜兮兮的那么点儿零食，你高风亮节发扬了风格，你就得饿肚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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